人口结构是人类发展和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产物,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口发展的基础,对经济社会发展起着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近10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特殊政策支持下,甘孜州人口事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人口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研究人口结构变化及其影响,对科学制订我州人口和经济社会发展政策意义重大。
一、甘孜州人口结构变化特征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20年我州常住人口为1107431人,较2010年增加15559人,其中:男性人口为569779人,占51.45%;女性人口为537652人,占48.55%;城镇人口34.34万人,城镇化率为31.1%;东部、北部和南部地区常住人口分别占28.41%、48.34%和23.25%;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由5.78年提高至6.89年;60岁及以上人口为125870人,占11.36%,较2010年上升1.67个百分点;汉族人口18.9万人、占17.1%,少数民族人口91.8万人、占82.9%,藏族人口87.5万人、占79%。总体看,近年来,我州人口结构出现了一系列变化,既有与全国、全省相近的特点与趋势,也面临着自身州情特殊性带来的新特征与新趋势。
(一)人口性别比例失调
人口性别结构是最基本的人口结构之一,对人口再生产的速度、婚姻家庭状况有直接影响。2020年我州人口性别比(以女性为100,男性对女性的比例)为105.98,高于全国105.07和全省102.19的水平,人口比例失衡情况比全国、全省更为严重。从区域看,全州18县(市)中,仅7县(市)人口性别比低于全州平均水平,其中色达县仅为93.6,“女多男少”问题突出;11个高于全州平均水平的县中,雅江县和乡城县人口性别比分别高达129.24和123.27。从城乡看,全州城镇人口性别比为100.8,总比表现较为均衡,其中康定、白玉、甘孜、巴塘、色达5县城镇人口性别比低于全州平均水平,乡城、稻城、得荣3县性别失衡问题突出,均超过120;农村人口性别比为108.08,高于全州平均水平,其中雅江县乡村人口性别比高达138.55。从不同年龄段人口分析,由于高原地区女性平均寿命高于男性,除60岁以上老龄人口性别比低于100以外,其他年龄段均存在不同程度“男多女少”情况,其中20-59岁阶段轻壮年人口情况最为明显。
我州人口性别比较高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是近年来我州水电、交通等重大项目建设较多,外来务工人员多为男性,导致雅江等县人口性别比较高,拉高了全州人口性别比。二是少数民族人口生育政策相对宽松,生育上更偏好男孩。三是从家庭现实需求看,“养儿防老、传宗接代”等生育观念影响较深。
图1 各县(市)人口性别比
表1 分年龄段的人口性别比
年龄段 |
性别比 |
年龄段 |
性别比 |
全州平均 |
105.98 |
50-54 |
114.03 |
0-4 |
105.07 |
55-59 |
111.31 |
5-9 |
104.37 |
60-64 |
99.06 |
10-14 |
103.87 |
65-69 |
93.13 |
15-19 |
103.47 |
70-74 |
84.66 |
20-24 |
107.75 |
75-79 |
78.08 |
25-29 |
112.13 |
80-84 |
66.92 |
30-34 |
112.93 |
85-89 |
58.8 |
35-39 |
108.44 |
90-94 |
56.72 |
40-44 |
109.78 |
95-99 |
60.21 |
45-49 |
114.15 |
100岁及以上 |
56.06 |
(二)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快
人口年龄结构表示各年龄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关系。尽管目前我州人口年龄结构优于全国、全省,但少年儿童和青壮年劳动力比重持续降低,人口老龄化程度出现持续加剧态势。
一是少年儿童比重下降。本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0-14岁少年人口为254580人,占22.99%,较2020年下降0.22个百分点。其中,0-4岁幼儿人数减少4500多人,占比下降0.51个百分点,0岁新生儿比重下降约0.3个百分点。一方面表明近年来依法管理婚育取得明显成效,另一方面表明居民生育观念有一定改变,生育意愿有所降低。
表2 各年龄段少年儿童人数及占比(%)
年龄段 |
2010年 |
2020年 |
||
人数(人) |
占比(%) |
人数(人) |
占比(%) |
|
0-4 |
79351 |
7.27 |
74828 |
6.76 |
5-9 |
85474 |
7.83 |
90440 |
8.17 |
10-14 |
88523 |
8.11 |
89312 |
8.06 |
合计 |
253348 |
23.21 |
254580 |
22.99 |
二是劳动适龄人口比重下降。2020年我州15-59岁人口为726981人,占65.65%,劳动适龄人口较2010年减少5786人,占比下降1.48个百分点。其中15-44岁中青年劳动力下降明显,2020年较2010年减少77527人,这一阶段适龄人口总数减少和比重下降表明劳动力资源供给压力增大。45-59岁大龄劳动力增加71741人,占比提高6.83个百分点,表明劳动力加速老化趋势明显。
表3 各年龄段劳动适龄人口人数及占比(%)
年龄段 |
2010年 |
2020年 |
||
人数(人) |
占比(%) |
人数(人) |
占比(%) |
|
15-19 |
89108 |
8.16 |
79928 |
7.22 |
20-24 |
99851 |
9.14 |
81062 |
7.32 |
25-29 |
97014 |
8.89 |
83723 |
7.56 |
30-34 |
102731 |
9.41 |
87574 |
7.91 |
35-39 |
104067 |
9.53 |
84338 |
7.62 |
40-44 |
89979 |
8.24 |
88598 |
8 |
45-49 |
63075 |
5.78 |
92274 |
8.33 |
50-54 |
44168 |
4.05 |
78252 |
7.07 |
55-59 |
42774 |
3.92 |
51232 |
4.63 |
合计 |
732767 |
67.09 |
726981 |
65.65 |
三是老龄人口比重加快提升。2020年我州60岁及以上人口为125870人,占11.36%,较2010年提高1.69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92538人,占8.36%,较2010年提高1.86个百分点。从各县(市)看,15-59岁人口比重在60%及以上的县(市)有17个,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超过7%的县(市)有16个。气候条件相对较好县(市)老龄化程度普遍高于全州水平,泸定、丹巴老龄化程度分别达到17.92%和18.66%,理塘、色达、德格等高海拔县60岁以上人口占比不到10%。
表4 各年龄阶段人口占比(%)
地区 |
0-14岁 |
15-59岁 |
60岁以上 |
地区 |
0-14岁 |
15-59岁 |
60岁以上 |
四川省 |
16.1 |
62.19 |
21.71 |
新龙县 |
28.92 |
60.95 |
10.13 |
甘孜州 |
22.99 |
65.65 |
11.36 |
德格县 |
28.39 |
61.99 |
9.62 |
康定市 |
15.31 |
73.37 |
11.33 |
白玉县 |
23.18 |
66.63 |
10.2 |
泸定县 |
16.54 |
65.53 |
17.92 |
石渠县 |
33.43 |
58.58 |
7.99 |
丹巴县 |
14.64 |
66.7 |
18.66 |
色达县 |
27.85 |
63.09 |
9.06 |
九龙县 |
23.25 |
64.13 |
12.62 |
理塘县 |
27.8 |
63.44 |
8.76 |
雅江县 |
19.4 |
70.53 |
10.07 |
巴塘县 |
22.43 |
66.5 |
11.07 |
道孚县 |
21.69 |
65.47 |
12.83 |
乡城县 |
16.88 |
71.48 |
11.64 |
炉霍县 |
24.78 |
63.69 |
11.53 |
稻城县 |
18.48 |
70.18 |
11.34 |
甘孜县 |
23.87 |
65.85 |
10.28 |
得荣县 |
19.33 |
67.53 |
13.14 |
(三)人口城镇化进程缓慢
人口城乡结构表示了城市人口与乡村人口的组成状况和数量上的结构关系。随着生产力发展,必然出现人口从农村向城镇转移趋势。甘孜州目前是典型的农业社会,大量人口仍然居住在乡村,乡村人口仍是全州人口主体。2020年全州城镇人口为34.34万人,城镇化率为31.1%,同期全国为63.89%、全省为56.73%,城镇化进程落后全国约30年、全省约25年,仍然处于城镇化发展的初始阶段。过去10年我州城镇化率仅提高10.6个百分点,同期全国提升14.21个百分点、全省提升16.55个百分点,城镇化进程明显慢于全国、全省水平。从区域看,高于全州城镇化率平均水平的县(市)仅有康定、泸定、丹巴、理塘四县,其中城镇化水平最高的康定市达到55%,接近全省平均水平;海拔最高的石渠县城镇化率仅15.48%。
我州城镇化进程缓慢原因主要有:一是城镇产业对农业转移人口吸纳能力不足,农村人口向城镇人口流动内生动力不足;二是城镇管理体制改革滞后,建制镇审批后没有同步设立居委会,城镇人口统计范围与城镇人口的实际居住情况有所偏差。
图2 2020年城镇化率概况
(四)少数民族人口占比提高
甘孜州是多民族聚居区和全国第二大藏族聚居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分布有汉藏回彝羌等41个民族。由于国家对少数民族人口实施相对宽松生育政策,近年来少数民族人口平稳增长,占比持续提高。少数民族人口由2010年的89万人增长到2020年的91.8万人,占比由81.76%提高到82.9%,其中占全州人口主体的藏族人口由85.5万人增长到87.5万人,占比由78.2%提高到79%。而同期汉族人口由2010年的19.9万人下降到18.9万人,占比由18.24%下降到2020年的17.1%。
(五)人口文化素质仍然偏低
人口文化程度的高低是反映该地区教育水平和衡量人口素质的重要指标之一。近年来,国家对我州教育投入力度不断加大,实施民族地区教育发展十年行动计划、西部地区“两基”攻坚计划、九年义务教育和“9+3”免费职业教育等政策,在全省率先实施15年免费教育并取得显著成效,老百姓送子女入学的积极性大幅提高,我州人口文化素质稳步提高。
从受教育情况看,2020年全州拥有大学(指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为116127人;拥有高中(含中专)文化程度的人口为80279人;拥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口为161716人;拥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口为430459人(以上各种受教育程度的人包括各类学校的毕业生、肄业生和在校生)。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程度的由5760人上升为10486人,增长82%;具有高中程度的由5989人上升为7249人,增长21%;具有初中程度的由14004人上升为14603人;具有小学程度的由38483人上升为38870人。
但受多种因素制约,群众整体文化水平仍然偏低,与全省全国差距较大。一是高学历人才少,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程度的人口仅为全国(15467人)的66.7%、全省(13267人)的79%。二是15岁以上人口受教育年限低,仅为6.89年,较2010年提高1.11年,比全国少3.02年、比全省少2.35年;15岁及以上人口中文盲人口占比高达23.67%,较2010年下降6.5个百分点,但明显高于同期全国2.67%、全省3.98%的平均水平。三是女性受教育水平明显低于男性,15岁及以上人口中女性文盲占比高达28.71%,高于男性9.77个百分点。四是县域教育发展不平衡,受具有一定学历的青壮年劳动力外流、老龄化程度提高等因素影响,我州仍有8个县15岁及以上人口文盲占比高于全州平均水平。
(六)就业结构调整缓慢
近年来,我州产业结构加快调整,三次产业结构由2010年的18.9:44.1:37调整为2020年的19.7:25.7:54.6,非农产业增加值占比提高仅0.8个百分点。随着产业结构调整,三次产业就业结构由2010年的77:4.6:18.4调整为2020年的70.8:3:26.2。从三次产业及其就业结构变化可知,我州就业结构不合理且调整非常缓慢。一方面,由于群众就业技能较低、二三产业发展缓慢,农业规模尽管较小,但吸纳劳动力就业的占比达到70.8%,高于全省35个百分点以上;而占经济总量近55.4%的第三产业吸纳就业人口的占比仅为25.7%,同期全省接近40%。另一方面,从产业结构偏离度来看,2010年来,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结构偏离度成下降趋势,但吸纳新增就业人口的能力不足,第二产业尽管就业偏离度下降但取值仍然偏大,表明农业和服务业等生产效率低的行业仍然是就业的主要渠道,工业吸纳劳动力就业的渠道有限。
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低,是导致甘孜州经济长期以传统农牧业为主、就业人口滞留在传统农牧业领域的主要原因。由于劳动力文化技能普遍偏低,农牧民即使有了新的就业机会,也不能适应新产业部门的技术需要而难以把握机会,没有条件转移到其他产业去,只能从事简单劳动,劳动生产率低、甚至边际效率接近于零。
表5 甘孜州就业结构及产业结构偏离度(%)
行业 |
2010年 |
2020年 |
||||
增加值占比 |
就业 人数占比 |
就业偏离度 |
增加值占比 |
就业 人数占比 |
就业偏离度 |
|
第一 产业 |
18.9 |
77 |
0.75 |
19.7 |
70.8 |
0.72 |
第二 产业 |
44.1 |
4.6 |
8.58 |
25.7 |
3 |
6.56 |
第三 产业 |
37 |
18.4 |
1.01 |
54.6 |
26.2 |
0.08 |
注:结构偏离度是指各产业的增加值比重和就业比重之比与1的差取绝对值,用公式表示为:结构偏离度=|GDP的产业构成百分比/就业的产业构成百分比-1|。
(七)家庭人口规模变小
家庭户是以家庭成员关系为主、居住一处共同生活的人组成的户。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提高,全州家庭规模逐步缩小,以一代户和两代户为主,家庭规模小型化、家庭模式多样化、核心家庭占主体地位的变动趋势日益成为我州家庭结构的重要特征。2020年全州家庭户为308707户,较2010年增加56846户;平均家庭户规模为3.2人,较2010年减少0.77人。从各县家庭户规模来看,有6县家庭户人均规模小于全州平均水平,泸定县仅2.49人。从家庭人口数量看,1人户占31%、2人户占16%、3人户占15%、4人户占13%,康定市区1人户和2人户占69.83%、城镇占64.19%、农村占37.74%,城镇家庭人口规模小型化特征更加突出。与家庭人口数量小型化趋势对应,一代户、二代户、三代户占比分别为44.46%、36.37%和18.29%,其中康定市区、城镇和农村一代户占比分别为62.39%、59.75%和35.36%。
图3 甘孜州家庭户规模(人/户)
图4 甘孜州家庭户规模人数占比
(八)人口空间布局分散
一个地区保持合理的人口密度是该地区人口获得良好生存条件的前提。甘孜州地广人稀,幅员面积占全省的31.5%,人口不足全省的1.3%,人口密度为7.18人/平方公里,仅为全省平均水平的4.2%。各县(市)人口规模普遍较小,18个县(市)中,常住人口超过8万人的县(市)有4个,在5万人至8万人之间的县(市)有7个,在3万人至5万人之间的县(市)有6个,少于3万人的县(市)有1个。
二、甘孜州人口结构变化的影响
(一)面临婚姻挤压与出生率降低困局
人口性别结构对婚姻和家庭、出生率和死亡率以及人口迁移变动都有直接影响。人口性别比例失调是严重的社会问题,阻碍家庭婚姻关系的建立与维系,尤其是“男多女少”情况加剧了中青年结婚难题。统计数据显示,婚育年龄阶段性别比更为突出,中青年“单身”问题非常明显,尤其是部分边远落后的农牧区出生人口性别比畸高。从人口再生产的角度看,0-39岁女性在人口总量中的占比是影响生育的重要因素。在假定妇女生育率基本一致的条件下,生育期妇女人数占比与近期人口出生率高低成正比例。数据显示,2010年以来,除5-9岁年龄段女性人口占比有所提高外,其余年龄段女性人口占比均存在下降状况,无论从当前还是长期来看,都不利于人口自然增长,尤其是处于20-39岁区间的女性是生育的主力军,占总人口比重下降明显,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我州人口出生率下降或不可避免。
表6 各年龄组女性人口占比
按年龄分组 |
2010年 |
2020年 |
变动幅度 |
0-4 |
3.7 |
3.29 |
0.41个百分点 |
5-9 |
3.97 |
4 |
0.03个百分点 |
10-14 |
4.09 |
3.96 |
0.13个百分点 |
15-19 |
3.63 |
3.55 |
0.08个百分点 |
20-24 |
3.98 |
3.52 |
0.46个百分点 |
25-29 |
4.24 |
3.56 |
0.68个百分点 |
30-34 |
4.53 |
3.71 |
0.82个百分点 |
35-39 |
4.45 |
3.65 |
0.8个百分点 |
(二)面临人口抚养负担加重
人口抚养比通常被作为判别人口红利的首选指标,目前一般把抚养比小于50%作为是否是“人口红利期”的标准。2020年,我州人口总抚养比为45.65%,低于全省平均水平3.67个百分点、全国平均水平0.23个百分点,其中少年儿童抚养比为33.48%,老年人口抚养比12.17%。与2010年相比,10年间人口总抚养比升高3.39个百分点,其中少儿抚养比升高0.47百分点,老年抚养比升高2.92个百分点。同时,农村人口抚养问题突出,2020年农村人口抚养比达到59.27%,高于全州平均水平13.62个百分点,甘孜、石渠、新龙更是达到70%以上。社会人口抚养比提高,表明我州人口红利正在不断减弱,人口结构逐步向不利于经济发展方向变化,同时对全社会人口的养老、扶幼等保障性投入和居民家庭人口抚养负担提出了更高要求,而在广大农牧区这一问题更加尖锐。
表7 人口抚养比情况(%)
地区 |
抚养比 |
地区 |
抚养比 |
||||
总抚养比 |
少儿抚养比 |
老年抚养比 |
总抚养比 |
少儿抚养比 |
老年抚养比 |
||
全省 |
49.32 |
24.04 |
25.28 |
新龙 |
56.98 |
45.4 |
11.58 |
全州 |
45.65 |
33.48 |
12.17 |
德格 |
55.11 |
44.04 |
11.07 |
康定 |
30.34 |
19.95 |
10.39 |
白玉 |
45.36 |
33.69 |
11.67 |
泸定 |
43.15 |
23.68 |
19.46 |
石渠 |
65.47 |
55.31 |
10.15 |
丹巴 |
39.4 |
20.41 |
19 |
色达 |
53.73 |
42.82 |
10.91 |
九龙 |
47.86 |
34.38 |
13.49 |
理塘 |
51.47 |
42.1 |
9.36 |
雅江 |
36.41 |
26.46 |
9.95 |
巴塘 |
44.24 |
32.36 |
11.88 |
道孚 |
45.9 |
31.65 |
14.25 |
乡城 |
33.25 |
22.5 |
10.75 |
炉霍 |
49.36 |
37.01 |
12.35 |
稻城 |
35.75 |
25.09 |
10.66 |
甘孜 |
45 |
34.62 |
10.38 |
得荣 |
41.06 |
27.27 |
13.79 |
(三)面临劳动力供给不足
我州生育高峰期集中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高峰期的生育人口在上世纪90年代进入劳动力市场。目前,随着人口结构变化和人口出生率的放缓,劳动力供给状况已发生根本性变化。数据显示,2020年我州劳动年龄人口总量较2010年出现显著下降,未来这种趋势仍将延续。一方面,大龄劳动力加速进入老龄阶段,这部分人口约占总人口的20%,且2010-2020年间这部分人口数量增长明显。另一方面,儿童数量增长缓慢,不足以抵消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供给减少的影响。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将会降低劳动力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削弱区域发展内生动力,进而拉低全州潜在经济增长率,给高质量发展带来挑战。
(四)面临就业结构和压力双重矛盾
我州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就业容量相对有限,大量劳动力仍然集中在生产效率低下的第一产业,二三产业就业吸纳能力不足。当前,甘孜州正逐步迈入工业化城镇化加速推进阶段,人口结构和产业结构加快调整,对就业带来深远影响。一是从城镇化趋势看,随着农牧业组织化水平和生产效率提高,必然出现大量剩余劳动力向城镇和二三产业转移,目前农业就业人口约占总就业人口的70.5%,城镇化率每提高1%就有超过10000名农牧区人口向城镇转移,对本就容量有限的城镇就业带来巨大压力。二是从人口发展趋势看,近年来青少年进入县城和城镇上学进而逐步走出农牧区的趋势比较明显,这部分人口也将成为未来全州劳动力供给的主力,但在二三产业就业供给增长不足的情况下,这部分人口本土就业压力也会增大。三是从就业增长的领域分析看,二三产业将成创造就业机会的主要领域,但对劳动力文化素质和就业技能要求较高,劳动年龄人口受教育年限低,文盲人口占比高,尤其是广大农牧区劳动力缺乏必要的劳动技能,难以适应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需求,结构性失业将成为未来我州就业市场的新常态。四是从就业结构调整的趋势看,我州第二产业以水电开发等资源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对劳动力吸纳作用有限,与旅游相关的餐饮、住宿、批发零售等是新增劳动力就业最为主要的渠道,但这类行业以吸纳女性为主,我州儿童及劳动年龄阶段人口性别比较高,男性就业压力将显著增大。
(五)面临应对老龄化社会问题
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当前我国极为严峻的社会问题,严重影响着社会、经济等各方面发展。尽管目前我州老龄化程度较全国、全省轻,但仍不可忽视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一是“未富先老”问题在我州更为明显。发达国家在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基本上在5000美元至1万美元,目前平均超过3万美元。而目前我州仍然是欠发达地区,2020年人均GDP不足6000美元,仅为全省63.8%、全国51.2%,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全省75.9%、全国62.5%,社会财富创造无法满足老龄人口快速发展需求。尤其是我州作为欠发达区域,经济发展无法满足老龄人口的抚养需求,给地方财政和家庭养老、医疗等支出造成巨大压力。二是养老服务资源供需矛盾突出。人口老龄化、高龄化背景下,失能、半失能老人增多,老年人养老、健康问题凸显,社会保障压力增大,对无障碍设施、老年人保健、慢性病防治、生活照料、长期照护等公共服务需求大幅增加,养老、医疗等领域公共服务资源配置面临挑战。与此同时,老龄化与城镇化交织下的留守老人和随迁老人基本公共服务问题不容忽视,并且由于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于城镇,我州还将面临城乡公共服务资源合理配置问题。三是家庭养老压力增大。目前,传统家庭养老仍是养老的主要方式。随着家庭规模变小,子女养老负担普遍加重,相当数量的子女在自身条件限制和经济压力下,对老年人家庭物质供养、生活照料、精神安慰等方面严重缺失,家庭中老年人口比重上升,家庭养老能力下降,公益性养老床位严重不足,依靠现有的居家养老方式难以满足养老需求。四是农村人口老龄化制约乡村振兴。我州农村人口老龄化进程快于城镇,对农牧区劳动力供给造成巨大冲击。一方面,未来较长时期内,农牧区青壮年劳动力持续外流趋势将日益明显,子女随迁生活就学,留在农村从事农牧业生产的劳动力数量和素质下降,不利于乡村产业振兴。另一方面,农牧区老龄化问题加剧,不仅加重养老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支出负担,还会因子女赡养等引发系列矛盾,对现代乡村治理体系带来严重挑战。
(六)面临城乡区域发展分化加剧
城镇和乡村因人而兴衰,人口流向对地区经济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我州地广人稀,城镇和村庄规模小,缺乏必要的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从国内外区域和城乡发展的历史规律看,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人口集聚是重要特征,城镇和乡村的发展、兴盛、衰退、消亡相伴而随。目前,我州城镇化率较低,但乡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大趋势不会变,在此过程中城镇发展加快分化,县城、交通节点城镇、旅游城镇及区域性中心镇将成为县域人口城镇重点,而广大区位、产业不具备比较优势的城镇面临人口减少的局面。乡村人口数量和规模持续减少,部分地区空心村现象逐步凸显,乡村分化趋势更加明显,振兴、消亡、整合态势并存。
从区域人口集聚态势看,人口流动的区域分化日益突出,从县城到中小城镇,各级城镇均面临着承载人口的任务,康定-泸定-甘孜新区地区在自然气候、交通区位、产业基础、公共服务资源配置等方面具有州内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优势,在经济增长和城镇化的推动下,集聚人口的能力不断增强,将是我州提升区域竞争实力、促进高质量发展的主要载体,也是我州城镇化和区域增长极培育的主要依托。南部地区和北部地区由于自然条件、产业基础、区位条件不具备持续吸纳大规模人口流入的条件,城镇化进程与东部地区差距可能进一步扩大。
(七)面临公共服务资源重新配置
长期以来,政府按户籍分配公共资源,导致人口流动的空间布局与经济规律相背离。一是基层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不均衡。脱贫攻坚使我州城乡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设施条件显著改善,极大满足群众生产生活需要,但由于专业技术人才缺乏,部分公共服务设施无法使用或闲置。在部分地区,各年龄段人口呈现下滑趋势,资源闲置问题将逐步凸显。二是人口流入地公共服务“拥挤”情况突出。大量非本地户籍居民在人口流入地聚集,导致人口流入地公共服务投入压力加大。县城作为县域人口流入的重点区域,面临巨大的公共服务投入和供给压力。
(八)面临城镇资源环境承载压力
我州是长江黄河上游重要的生态屏障和水源涵养地,肩负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重任,全域属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资源环境承载压力大。同时,我州地形地貌复杂,平均海拔较高,自然灾害隐患点多,目前康定、雅江、丹巴、德格、白玉、得荣等县县城基本没有拓展空间,其他县城海拔较高,城镇配套基础设施难度高,适宜集聚人口的区域有限。随着人口向持续向城镇集聚,城镇建设面临建设空间、自然灾害、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困难等问题。
三、对策建议
(一)保持适度生育水平
近年来,为应对我国人口结构重大变化及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党中央高度重视人口问题,根据我国人口发展变化形势,作出了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重大决策。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是我州人口调整的重要阶段,应保持适度生育水平,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一是落实人口生育政策。加强分类指导,密切关注生育水平过高和过低地区人口发展态势,注重分析生育意愿的城乡差异、地区差异、民族差异等,因地制宜、综合施策,建立差别化、长效化的生育政策微调机制,释放二孩、三孩政策生育潜力,科学引导生育率过高地区的生育行为,加大个别地区生育秩序整治,引导群众按政策生育。
二是完善人口生育配套政策。将入户、入学、入职等与个人生育情况全面脱钩。完善生育配套政策,探索对依法生育二孩、三孩的家庭给予完善的生育支持、幼儿养育支持,通过税收减免、直接补贴、生育费用减免、孕期保健补助、保教费减免等多种手段切实减轻家庭抚养孩子的经济压力。
三是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实施妇幼健康保障工程,加快推进州县妇幼保健机构标准化建设和规范化管理,加强危重孕产妇、新生儿救治能力及儿科建设,夯实县乡村三级基层网络,加快补齐生育相关公共服务短板。促进生殖健康服务融入妇女健康管理全过程。健全出生缺陷防治网络,落实三级预防措施。强化婚前保健,推进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加强产前筛查和诊断。扩大新生儿疾病筛查病种范围,促进早筛早诊早治。做好出生缺陷患儿基本医疗和康复救助工作。
四是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将婴幼儿照护服务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强化政策引导,引导社会力量积极参与,支持托育服务机构发展,加强托育服务设施建设。完善生育休假与生育保险制度,做好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减轻生育医疗费用负担。
(二)引导人口适度集中
人口向城镇和中心村集聚是未来我州人口流动的重要特征,要顺应人口流动趋势,优化人口布局,完善政策体系,提高人口集聚水平。
一是提高城镇人口集聚水平。围绕川藏铁路站点、骨干交通干线布局城镇、聚集人口,以点串线、以点带面、组团发展,构建东部康定—泸定—甘孜新区一体化发展极核,强化甘孜、理塘副中心城镇辐射带动能力,依托G318、G317及其连接线形成北部、中部两条城镇发展轴,其他县城作为节点城镇,构建“一核两副三轴多点”的城镇空间结构。围绕中心城市和县城,大力发展卫星城镇,促进城镇间交通互联互通,推动城镇组团式发展,打造一批人口承载力强的城镇集群。集中资源力量做强重点镇、中心镇,推动有条件的中心镇发展成为县域副中心。支持城镇化补短板强弱项,完善市政、道路、桥梁、供水、防洪排涝等基础设施。推进高山峡谷县城建设功能拓展区,加快提升人口、服务与产业承载力。
二是促进人口就近就地城镇化。继续推进高海拔生态搬迁、水电开发移民搬迁、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工作,依托县城和城镇建设定居点。落实居住证制度,推动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全部常住人口。维护城镇落户农牧民的土地(草场)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建立依法自愿有偿退出农牧区权益制度。鼓励各地根据实际制定进城落户农牧民购房、自建住房的支持政策。
三是以城镇为中心构建城乡生活圈。围绕中心城镇、特色小镇和中心村,加快建设农村综合服务中心,布局完善便民超市、电商服务、便民菜市等网点,集中化提供教育、医疗、文化、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把乡镇建成服务农牧民的区域中心。
(三)提高教育发展质量
我州人口文化素质偏低,就业技能缺乏,对提高居民收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带来了严重制约。应从提高人力资本水平、适应产业结构调整需求出发,加快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群众实际需求相适应的教育体系。
一是补齐教育发展短板。扩大学前教育资源,实现城区幼儿园标准化,乡镇幼儿园规范化,形成县、乡、村三级补充衔接的学前教育资源供给体系。提高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水平,缩小义务教育城乡、校际差距。完善现有普通高中办学条件,加大普通高中学校建设力度,以集中优质办学为重点,做大做强优质示范性高中,切实解决普通高中学位不足问题。实施教育信息化2.0提升工程,推动技术装备升级换代,加快实现信息设施现代化。
二是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打破农村教育与城镇教育区域界限,强力推进优质规模寄宿制学校建设,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建设一批上规模、高质量品牌学校。全面推进义务教育学校教师“县管校聘”改革,推进城乡校长教师交流轮岗制度化。采取集团化办学、学校联盟等方式,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
三是促进教育与就业有机衔接。坚持职普融通、中高职贯通,提升职业教育覆盖面。支持职业院校开展校企合作,加强产教融合项目建设,实现校企共同育人。推进州县技能实训基地、就业技能培训中心、技工学校建设,探索“订单+定岗+定向”等多种培训新模式,确保群众就业技能适应未来产业发展需求。
(四)完善养老服务体系
顺应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推动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协同发展,健全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多渠道、宽领域扩大适老产品和服务供给。
一是加快布局养老资源。按照“建强一个中心敬老院,区域性养老机构辐射周边乡镇”的思路,加快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建设。依托社区发展以居家为基础的多样化养老服务,增强社区日间照料和居家养老服务功能覆盖性和便捷性。结合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强农村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建设,鼓励发展农村互助式养老服务。大力发展民办养老机构,支持社会资本投资兴办养老服务机构,落实同等优惠政策建设一批健康养老服务基地,支持大渡河流域建成全州养老服务示范区。
二是加强老年服务设施供给。新建城镇住宅、公共场所等场所按标准要求配套建设养老服务设施实现全覆盖,老城区和已建成居住区结合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居住区建设补短板行动等补建一批养老服务设施。依托和整合现有资源,发展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或为老服务综合体。
三是深入推进医养结合。整合优化基层医疗卫生和养老资源,提供医疗救治、康复护理、生活照料等服务。依托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等医疗卫生机构以及具备服务能力的养老服务机构,为失能老年人提供长期照护服务。鼓励执业医生到养老机构设置的医疗机构多点执业,允许并鼓励中藏医医师在养老机构提供中医保健咨询和调理等服务。
(五)积极拓展就业空间
促进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发展是未来我州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应适应未来劳动力总量变化、结构性矛盾加剧和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的形势,挖掘各产业就业潜力,促进产业在转型发展。
一是提高农牧业就业质量。加快发展绿色蔬菜、生态食用菌等特色优势产业,做大、做强、做优生猪、牛、羊、奶和草产业,大力发展特色乡村旅游,提高农牧业比较收益。推动农业生产方式转变,引导工商资本投向农牧业,发展各种类型的农牧业产业园区、家庭农场、特色产品加工园区,扩大农业的就业空间,培育与农业产业化相适应的新型农民。
二是加快发展劳动密集型特色加工业。坚持工旅融合,培育发展非遗文化产品,加大金属制造、藏式家具、民族服饰、唐卡、石刻、藏绣等民族文创产品开发力度,打造特色加工产业基地,在重点旅游景区和城镇配套建设特色手工艺展销区。加强省级、州级工艺美术大师培养,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传习所、扶贫工坊。
三是拓展第三产业就业领域。引导群众参与旅游产业发展,促进旅游产业与农业、加工业、商贸、餐饮、健康养老、教育培训等产业融合互动发展,做大做强旅游产业及关联产业。围绕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培育发展城乡保洁、物业管理、家政服务等劳动密集型产业。
四是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加强与对口支援省市、飞地园区劳务对接,提高劳务输出质量。建设返乡创业就业基地和“互联网+”就业孵化园,提升创业孵化服务功能。继续实施大学生创业引领计划,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加大农民工、大学生创业支持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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